助貸:邊界待定 規矩待立 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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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量為王”的概念在金融行業也開始深入人心。因為可以幫助銀行導流或者篩選客戶,助貸機構一時成了“香餑餑”。不僅在流量端,助貸還參與了增信、平臺搭建、聯合貸款等領域。一位助貸業務機構的負責人表示,當下包括聯合貸款在內的助貸模式不良率整體較低,“這也是為什么銀行選擇這一方式的原因,既可以帶量,又可以保證資產質量,何樂而不為?”

  胖次超人  ·  2019-11-01 10:49
助貸:邊界待定 規矩待立 路在何方 - 金評媒
來源: 金融時報   

“流量為王”的概念在金融行業也開始深入人心。因為可以幫助銀行導流或者篩選客戶,助貸機構一時成了“香餑餑”。

不僅在流量端,助貸還參與了增信、平臺搭建、聯合貸款等領域。一位助貸業務機構的負責人表示,當下包括聯合貸款在內的助貸模式不良率整體較低,“這也是為什么銀行選擇這一方式的原因,既可以帶量,又可以保證資產質量,何樂而不為?”

不過,由于51信用卡事件,關于大數據公司操作邊界、助貸機構如何規范展業的探討再次發酵。此前多地強調“銀行核心風控不得外包”,近日,監管機構又開始摸底大數據使用和采集邊界,持牌金融機構也展開自查,評估合規風險。

10月24日,銀保監會公布《關于印發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補充規定的通知》,著手規范一部分助貸機構,指出為各類放貸機構提供客戶推介、信用評估等服務的機構,未經批準不得提供或變相提供融資擔保服務,并明確融資擔保業務機構將嚴格實行牌照管理。

“目前,銀行、信托與其他非銀機構及互聯網機構的合作領域已經很多,尤其是BATJ,深度參與了不少中小銀行的科技平臺搭建及導流。”一位股份制銀行分行相關負責人向記者坦言,在這種融合的深度和廣度之下,為助貸機構立規,顯然不是容易的事情。

定義助貸

有研究報告認為,助貸是協助持牌金融機構進行放貸,從中賺取費用的行為。在國內,助貸業務普遍存在于消費金融、小微金融等領域。專家表示,助貸是新形勢下金融產業分工細化與合作深化的外在表現,也是現階段金融科技輸出的主要載體。

“即便沒有金融牌照,只要有流量、場景,也可以放出上百億元貸款。”一位分析人士對助貸機構的作用及影響作出了這樣的評價。

借力P2P網貸機構的轉型、信息采集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的發展,助貸業務全面鋪開與下沉。助貸業務的發展,模糊了金融機構之間的邊界,給基于牌照的金融監管帶來挑戰。

日前發布的《助貸業務創新與監管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顯示,助貸是指協助持牌金融機構進行放貸,從中賺取費用的行為。在國內,助貸業務普遍存在于消費金融、小微金融等領域。

按照助貸機構的主體進行分類,可以將助貸機構分為:場景類助貸機構,包括垂直行業平臺、金融科技公司和互金平臺等;放貸資質類助貸機構,包括民營銀行、小額貸款公司和互聯網小貸公司等;增信類助貸機構,包括保險公司和融資擔保公司。

“助貸是新形勢下金融產業分工細化與合作深化的外在表現,也是現階段金融科技輸出的主要載體。限制助貸,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中小金融機構的轉型動力。”蘇寧金融研究院院長助理薛洪言在采訪中解釋道。

記者在調研中發現,鑒于比較優勢不同以及業務轉型的客觀需要,不少銀行在不同的環節與一些助貸機構合作,共同推動消費貸、普惠貸款等較小額度貸款落地。尤其是對于中小金融機構,開發成套的、整個流程的金融科技體系,在成本上并不劃算,選擇與助貸機構合作已成為普遍現象。

同時,對于互聯網金融公司或其他信息類服務公司,助貸也成了好的業務切入點。此前有文件傳出,小貸、助貸、導流是P2P網貸機構被鼓勵的轉型方向。另外,從上市互聯網金融公司數據來看,來自各機構合作的銀行、信托、保險等機構的資金來源不斷擴大,超過五成的資金來自合作機構。

前述51信用卡2018年年度財報顯示,其超七成的收入來自助貸業務,去年年末26%的資金來自機構,主要依托融資擔保牌照。

原現金貸機構趣店于2017年全面轉向助貸,將目光投向了其建立的“開放平臺”,做助貸生意。2018年,其助貸收入從2017年四季度的1.495億元增加至5.791億元;全年撮合貸款收入及其他收入為16.47億元,同比增長了4.45倍。同期新增19家合作機構,共與99家持牌金融機構保持合作。在資金來源方面,趣店與持牌金融機構合作資金余額從2017年四季度的112億元,大幅增長70%至2018年年末的190億元。

360金融的年報也顯示,其營收主要來自三方面:一是撮合貸款服務費和貸后服務費,即貸前信用評估、匹配資金資產和貸后催收等費用;二是旗下網絡小貸和以集合信托等形式放貸的相關收入;三是把部分借款人推薦給其他平臺賺取的導流收入。

可以看出,助貸業務已成為金融機構和互金機構彼此的重要連接點。

資金生意背后的風險

一方面,助貸機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賦能金融機構,幫助其更好地觸達用戶,或者合作建立風控系統,更好地運用數據,推動了消費金融發展;另一方面,助貸的發展也催生了一些亂象。金融機構的操作本身是有業務邊界的,而與助貸合作,似乎模糊了這種邊界。

然而,助貸又隱藏著怎樣的風險?為何使監管層頻頻關注?

某城商行負責人認為,最核心的兩個問題有:一是助貸過程中可能存在“兜底”現象,造成“到底誰來擔責”的混亂;二是銀行內部也有討論,助貸的形式是否相當于把一些核心的能力交予他人,是否因短期利益放棄長期深耕,是否有利于銀行穩健發展。對此,有地方監管人士也強調,助貸模糊了放貸邊界,城商行借助互聯網突破業務的區域限制,這和屬地監管的原則也相沖突。

對助貸這樣的新生業態,是鼓勵規范發展還是準備任其自生自滅,目前國內政策并不明朗。

市場對助貸的評價兩極化。從正面來看,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賦能金融機構,幫助其更好地觸達用戶,或者合作建立風控系統,更好地運用數據,有助于打通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此外,2017年以來,助貸連接資金方和場景方、流量方,助力資金和流量雙向跨界融合,推動了消費金融發展。但不可否認,助貸的發展也催生了一些亂象。薛洪言舉例,有一些城商行借助助貸,變相經營全國的業務;有個別現金貸平臺沒有放貸資質,借助助貸引入銀行資金,變相做了放貸業務;還有一些大數據服務公司,沒有征信牌照,卻以助貸的名義做著征信的事情;更有甚者,一些銀行把核心風控外包,甘心退化為資金管道。此外,前述地方監管人士也提醒,與助貸機構合作是否會加重多頭借貸的共債問題,也是對其關注的一部分。

市場擔憂,金融科技在此過程中或成監管套利的工具。金融機構的操作本身是有業務邊界的,而與助貸合作后,似乎模糊了這種邊界。

在西南財經大學普惠金融與智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文看來,監管套利取決于合作形式,例如銀行對于助貸機構的普遍訴求是要兜底。“現在監管不允許助貸機構直接兜底,有些機構就換一種簡單的形式,找融資性擔保公司或者保險公司合作,這里存在部分假擔保、假保險。除此之外,我們也注意到,部分助貸機構跟一些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合作,形成對于合作助貸不良資產事后處置以及事實上進行兜底的閉環。”

據記者了解,在與流量“巨頭”合作時,大部分風險還是要由銀行自身承擔,但對于絕大部分中小金融科技公司,與金融機構的合作會傾向于收益與風險掛鉤,共同分擔風險。銀行與助貸之間的博弈關系依舊存在。

“助貸機構的風控根本沒有經受經濟周期的檢驗。如果核心風控不在銀行手上,很容易積累風險,最后成為金融機構以及金融系統的風險。”陳文提醒。

事實上,2017年年底發布的《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務的通知》,明確了助貸的業務邊界,要求助貸機構不得兜底,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核心風控不得外包等;后又在2018年流傳于網絡的聯合貸款征求意見稿中,對于區域性銀行通過線上異地授信占比作出了20%的上限監管規定,并對諸如微眾銀行和中小銀行之間聯合放貸的模式也作出了規范,不過該文件最后并未對外公布。

當前一個主要的矛盾點在于,何為“核心風控”并沒有清晰的規定。對于當前的市場狀況,業內人士認為,還是應當盡快出臺相關管理規范。《報告》建議,應盡快明確助貸業務的法律地位,明確商業銀行、助貸機構的業務規范。對助貸業務開展過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合規問題,需要監管部門盡快明確相關政策以便糾偏。同時,資金方和互聯網金融平臺,都需要進行充分的壓力測試以應對監管政策的調整。

渠道之困何解

眾多城商行及更小的農商行、村鎮銀行受限于場景金融生態圈的構建,與助貸機構的合作可以爭取更多轉型時間,也有利潤支撐轉型。而當前這些機構不知道紅線在哪里,仍在等待監管層劃定界限,從而找到更好的業務發展方向。

對于以風控為核心的銀行來說,助貸的強勢崛起,會不會使中小銀行更加倚靠外部支持,而忽視自身的能力建設?

數據顯示,天津銀行去年個人消費貸款余額猛增691億元,同比增長了785.9%,個人貸款在總貸款余額中的占比提升了22.9個百分點至36.7%,不良率僅為0.58%。其先后與螞蟻金服、蘇寧金服、新網銀行、百信銀行、度小滿金融達成合作。此外,上海銀行、江蘇銀行、南京銀行等消費金融增長迅速,在業績普遍低迷的背景下更顯突出,背后也是與金融科技公司的“牽手”。

薛洪言認為,當前銀行也在努力把客戶轉移到自己的APP上。由于提供了還款便利、還款優惠等方式,還款期間用戶容易留下;但貸款結清后,客戶留存的挑戰較大。這些銀行缺乏多元場景,對用戶缺乏持續吸引力。

不過,也有人認為,絕大多數城商行及更小的農商行、村鎮銀行受限于場景金融生態圈的構建,與助貸機構的合作可以爭取更多轉型時間,也有利潤支撐轉型。“而且別人都在做,你不做的話,最后季報年報出來,業績落后的都得著急。”一位城商行零售業務負責人表示,城商行零售業務承壓,迫切需要找到出路,而助貸是當前看起來不錯的選擇。“并不是說盲目信任別人的東西,而是互聯網機構在這一領域經營多年,孰強孰弱比較明顯。”

“我們的確也不知道紅線在哪里,也不知道怎樣才是正確的約束。”前述城商行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他們一方面自查和第三方數據公司的合作情況;另一方面也在看對助貸機構的依賴程度有多大。“但最終還是要等待監管層劃定界限。各機構能力不同,戰略方向不同,恐怕‘一刀切’不能契合大家的期許。”

而一位主營業務為協助銀行搭建小微信貸平臺的機構負責人告訴《金融時報》記者,對于監管層所要求的“核心風控不得外包”,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界定,這是他們現在所擔憂的。“業務還在開展,但最近大家明顯都很謹慎了。”據了解,該機構前幾年的主攻領域為幫助銀行搭建銀稅互動接口平臺。

基于這些情況,監管層厘清助貸邊界、規范助貸行為,變得異常重要。在規定范圍內運作,是每一項業務發展的前提。

規制與發展

專家認為,可通過明確助貸界限來規范機構間的合作模式。對于規模過快增長的隱患,可通過強化對金融機構的杠桿率約束以及規范風險轉移行為來降低不良影響。整體上看,助貸模式為金融機構和科技公司架起了溝通和交流的橋梁,在提升金融機構盈利能力的同時有效促進金融機構的科技轉型,應堅持鼓勵和規范并重的監管原則。

在人民銀行和銀保監會出臺規章制度前,各地率先動作。

今年年初,浙江銀保監局發布了《關于加強互聯網助貸和聯合貸款風險防控監管提示的函》,其中強調,部分銀行開展互聯網聯合貸款業務不夠審慎、合規。對此,該文件提出了三點要求,分別是:銀行的核心風控環節不得外包、互聯網聯合貸款業務需立足當地不跨區域、銀行需保持規范合作穩健發展。

10月12日,北京銀保監局發布《關于規范銀行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類業務及互聯網保險業務的通知》,強調商業銀行嚴禁與以金融科技之名從事非法金融活動的企業開展合作;嚴禁與虛構交易背景或貸款用途,套取信貸資金的企業開展合作;嚴禁與以非法手段催收貸款的企業開展合作;嚴禁與以“大數據”為名竊取、濫用、非法買賣或泄露客戶信息的企業開展合作。在風控上,不得將貸款“三查”、風險控制等核心業務環節外包給合作機構,不得僅根據合作機構提供的數據或信用評分直接作出授信決策,不得因引入保證保險、回購承諾等風險緩釋措施而放松風險管控。

近期銀保監會等部門發布的《關于印發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補充規定的通知》也強調了一部分助貸機構的資格與業務邊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特聘研究員董希淼解釋,這相當于規定,為各類放貸機構提供客戶推介、信用評估等服務的機構,未經批準不得提供或變相提供融資擔保服務,防范“擦邊球”現象。“主要針對的是交易流程無持牌融擔公司參與,或者僅由非融資擔保公司介入來擔保助貸業務,例如通過‘保證金賬戶’方式變相增信的模式。”他說道。

基于近期助貸風波四起,行業內也認為關于助貸的規范可能會加緊出臺,尤其是大數據和聯合貸款的方向。“可能還是要先行出臺個人金融信息保護相關的規定。其他方面可以先窗口指導,然后再進行調研。”前述銀行業分析人士認為,2018年5月,歐盟出臺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是國際范圍內相對比較成熟的規章制度,可供參考。但他也強調,“由于中國的金融科技發展太快,部分領域甚至比其他發達國家都要先進,太多內容無經驗可循,具體的細則還是應建立在自身情況的基礎上。”

值得關注的是,《個人金融信息(數據)保護試行辦法》被列入《中國人民銀行2019年規章制定工作計劃》中,將對何為個人金融信息、誰可以獲取個人金融信息等重要問題作出梳理。

對于助貸模式中的監管套利問題,薛洪言建議,可通過明確助貸界限來規范雙方合作模式;對于規模過快增長的隱患,可通過強化對金融機構的杠桿率約束以及規范風險轉移行為來降低不良影響。整體上看,助貸模式為金融機構和科技公司架起了溝通和交流的橋梁,在提升金融機構盈利能力的同時有效促進金融機構的科技轉型,應堅持鼓勵和規范并重的監管原則,用其利減其弊。

“助貸面臨的合規風險主要包括銀行向無牌機構提供資金、接受無擔保資質機構兜底增信、外包風控、發放現金貸、設立資金池、侵犯用戶隱私、違規收費和貸后催收等。”光大證券研究報告預計,盡管監管機構對銀行提出了助貸業務不能外包風險的要求,但是在當前銀行不具備充足手段完全靠自己進行風險識別和評估的條件下,借助助貸機構的數據分析、將風險外包(或者部分外包)給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心無力的無奈之舉。鑒于此,該問題最終可能還是有待個人數據和征信信息的逐步完善,從銀行和系統兩方面著手才能解決。

來源: 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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